在人們慣常的形容中,遠離城市的雪域高原是一片“凈土”,疫情之中尤然——此前,西藏曾連續920天無本土新冠病例。

 

今年8月,突來的疫情打破了這座高原城市的平靜,也給當地帶來抗疫人力、物資、硬件配置等諸多方面的挑戰。

 

8月17日,集合了醫生、疾控專家、核酸檢測人員的北京援藏抗疫醫療隊抵達拉薩,兵分三路進駐各點位。他們帶著防護服、檢測試劑等物資,也帶來了平原地區的成熟做法,彌補當地在抗疫經驗上的“海拔差”。

 

8月26日,共305人的北京市第二批援藏抗疫醫療隊抵達拉薩,他們將全部進駐拉薩方艙醫院,提升對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的收治能力和診治水平。

 

坐上皮卡去采樣

 

8月20日上午10點,北京援藏醫生王建龍爬上一輛皮卡。當天,西藏拉薩德慶鎮鎮政府集中了三輛皮卡,它們的新身份是“核酸檢測流動采樣車”。

 

皮卡露天的運貨區放了兩個舊沙發,正好能坐下兩個成年人,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。上車之后,王建龍發現酒精、試管、拭子等一應耗材無處可放,于是從路邊一家雜貨鋪借來一條長凳——凳子長30厘米、寬1米,是商家自己做的,平時放在門外供客戶休息。凳子低矮,高度堪堪與護欄齊平,擱在皮卡車上客串操作臺倒是正合適。

 

“操作臺”到位,采集區、醫療廢棄區布置好,“流動采樣車”總算成型,駛上了虎峰大道。這條東西走向的街道位于拉薩河的南端,長約3公里,沿街均是商鋪,人員流動性較大。為減少人員聚集風險,沒有設置固定采樣點,由皮卡車沿路隨停、移動采樣。

 

這是不同于在北京支援核酸采樣的體驗。由于皮卡高出地面,每次采樣,王建龍必須欠身外探操作,遇到老人和小孩則要從車上下來。采樣從早上10點持續到晚上8點,他一共采集了450支單管。

 

此前一天,王建龍的同事楊蘇喬也參與了采樣工作。當時,村委會負責組織工人參與檢測,派專車去山上一趟一趟地拉人,路途不短,一個來回要50分鐘,這期間醫生在山腳等待。掃碼和采樣這兩項操作風險級別不一樣、醫生防護的程度也不一樣,而采樣點的掃碼和采樣區域安排在了一起。

 

后來,他們建議優化采樣流程和點位布置。針對人員分散的情況,建議村委會先安排遠處的工人集合接受采樣,下午再對附近村民進行檢測;在采樣點,他們重新設計了檢測的動線,并將掃碼與采樣區域分開,降低傳播風險。

 

這些小小的改進提高了采樣效率。19日,醫生們早上9點出發、晚上10點才回來,20日晚上不到8點已完成了任務。

 

“這邊缺乏疫情應對的經驗,且條件有限,他們盡力布置了,我們因地制宜,有什么用什么。”回憶起那天的采樣經歷,王建龍說。離開之前,他將皮卡車上的區域劃分、操作流程告知了當地工作人員,長凳也留在了車上,等完成這波流動采樣的任務,還要歸還給商家。

 

藥房、急診區域變核酸檢測實驗室

 

8月17日,已在拉薩支援了一個多月的王建龍和楊蘇喬迎來了北京的同事。

 

在既往馳援武漢及河北時,因只負責醫療支援或核酸支援,醫療隊的構成相對單純。這次,北京派出了由186人組成的援藏抗疫醫療隊,其中包括了醫生、疾控專家、核酸檢測人員。隊員很快兵分三路,分別進入拉薩市方艙醫院、疫情防控指揮部、核酸檢測實驗室。

 

除人員外,陸續抵達拉薩的還有73萬管核酸檢測試劑、34臺核酸提取儀、120臺PCR 擴增儀,及8萬多件防護服、隔離衣等防護物資。

 

核酸檢測能力有限、核酸報告出具周期長,是當地面臨的一大挑戰。抵達拉薩的當天下午,北京援藏抗疫醫療隊副領隊孫樹學就前往各現場查看施工條件,與當地定下了建立大型核酸檢測實驗室的方案。

 

改建工程經歷了一番波折。他們最初的設想是利用拉薩市人民醫院新院區的場地,同時接管當地疾控部門的核酸檢測實驗室,但由于后者不具備擴建條件,方案進行了臨時調整;新院區則由于尚未完全投用,電壓負荷不足,而進行了連夜的施工擴容。

 

8月18日晚10點,第一實驗室投入運行,8月20日晚11點,第二實驗室投入運行。兩處實驗場地均位于拉薩市人民醫院新院區,分別由藥房和急診區域改造而成。

 

醫療隊隊員、第一實驗室負責人裴旭說,在這里,他明顯感受到了高原與平原的不同。

 

首先是物流和交通的不便。由于地處偏遠,所有的設備與耗材都要通過空運,最初他們希望設備與人一起走,但空運相比陸運有諸多限制,由于設備體積過大,物資中包含電池、酒精等限制物品,不得不人貨分離、分批運送,物資全部抵達花了三到五天的時間。

 

其次是物資的缺乏。拉薩地區的檢測機構少,相應物資補給也較為困難。生物安全柜是實驗室內處理樣本時需要用到的裝置,在當地買不到現成的,最后就地取材,調用了醫療機構與大學的生物安全柜。

 

在多方合作下,兩家實驗室最終順利啟用,日產量可達15萬管,一度承擔了拉薩地區最大的產能。截至8月25日下午4點,已累計完成50萬管190余萬人次核酸檢測。

 

來自平原地區的抗疫經驗

 

在方艙醫院和指揮部,外援為當地帶來了應對新冠的經驗做法。

 

根據最新診療指南中提出的分類收治策略,在方艙醫院的大多是無癥狀和輕癥患者。不過,分流時,一部分病情較重或有高危因素的患者也可能進入方艙。醫療隊隊員武軍元一行人的主要任務是關注這些重點人群,將他們及時轉向定點醫院。

 

“診療指南對無癥狀、輕癥、重癥等有比較明確的劃分標準,但高原環境和平原環境不一樣。新冠重癥的表現主要集中在呼吸方面,包括呼吸頻率、血氧、氧合等。在缺氧的高原,非本地人可能稍微一動血氧就跌到80%,這樣只要一測都符合重癥。很多指標在高原和平原沒有現成的換算公式,因此必須結合臨床特點酌情考慮、綜合研判。”武軍元說,當地醫生拿不太準,外援來了,他們心里就踏實了。

 

曾參與方艙管理的楊蘇喬,也將平原抗疫的做法“借用”到拉薩。隨著入院人數增多,方艙前期使用的病歷記錄方法顯得費時費力,她詢問了參與過援鄂的北京同事,得到了一份簡化版的電子病歷,從而減少了醫生在記錄病情上花費的時間,提高了收治效率。

 

在拉薩市疫情指揮部,疾控專家則幫助當地提高流調隊的工作水平。

 

北京市疾控中心性病、艾滋病防治所所長盧紅艷介紹,拉薩現階段的重點是管理好陽性和密接,控制疫情傳播,這需要大量流調人員參與。當地組建了一支流調隊,包括當地疾控、公安、檢察院、法院、教育等系統的240多名骨干,邊學便做。北京專家對他們進行指導培訓,接受一對一咨詢,提高工作效率。同時,專家也幫助當地梳理流程、整合流調數據,讓信息流動更通暢,政府決策更有依據。

 

正如武軍元所說:“雖然當地抗疫經驗少,但全國的經驗是豐富的,這不是只有西藏在奮斗,而是各地力量共同參與其中。”

 

海拔3650米的體能挑戰

 

對外援力量來說,比起新冠病毒,高原環境是更難應對的挑戰。

 

拉薩的平均海拔為3650米,北京的平均海拔僅有43.5米。抵達拉薩后,隊員們普遍出現了高原反應。

 

“不動還行,一動就心慌,行動也會慢一點。戴N95口罩、穿隔離衣是個挑戰,我們在方艙內待3個小時就很累了。”武軍元說。盧紅艷也出現了發熱、虛脫等癥狀,血氧一度低到70%以下,戴著口罩在高原流調,比在北京困難很多。

 

在核酸檢測實驗室內,這種生理痛苦帶來的影響甚至可以量化。裴旭說,實驗室的人效相比平原降低了約30%。

 

“在北京或上海,每個實驗員一天可以處理約7000管樣本,在這邊只能處理4500管左右。大家穿著防護服、戴著N95口罩,缺氧、高反,明顯感覺沒法干得那么厲害,這是極限了。”他說。

 

有人因高反而倒下。楊蘇喬就接診了隊里一名年輕的男隊員。他剛來沒幾天便確診了高原肺水腫,不得不提前離隊。

 

除了缺氧,高原天氣的陰晴不定也給戶外作業增加了難度。楊蘇喬支援核酸檢測的那天,一行人穿著短袖的刷手服出發,中途遇到傾盆大雨,濕漉漉的防護服沒有保暖作用,回去后就有幾個同事感冒了。次日,王建龍支援核酸檢測,陽光熾熱,密不透風的防護服又加劇了炎熱,他忍著胸悶完成了任務。

 

在大自然面前,人們只能努力適應,見招拆招。

 

“高反沒有什么好辦法,最好的藥就是氧氣。”有多年援藏經驗的孫樹學坦言,每名隊員的酒店房間都配備了氧氣,醫療隊也安排了醫生進行健康保障。

 

裴旭介紹,在平原地區支援時,所有的貨物都是男隊員自己搬,來拉薩后,隊員一搬重物就喘得不行,只能拜托當地武警官兵;在實驗室外,數據員一邊吸氧一邊工作,實驗室內不能吸氧,實驗員干一個小時就出來,吸20分鐘氧再進去;為了不加劇非戰斗性減員,對服務人員也有嚴格的防疫要求,要求和隊員同吃同住、保障期間不能出閉環等。

 

醫療隊仍在不斷補充人手,彌補高原地區損耗的效率。8月26日,第二批北京援藏醫療隊抵達拉薩。第二批醫療隊共305人,專業覆蓋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、內科、外科、老年、婦產、兒科、腫瘤、麻醉、ICU、急救、護理等30多個學科領域,隊員們將全部進駐拉薩方艙醫院。

 

“第一批醫療隊重點在‘防’,大幅提升了拉薩市核酸檢測和流調溯源能力。第二批醫療隊重點在‘治’,醫療隊規模大、學科全,進駐拉薩方艙醫院后,將提升對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的收治能力和診治水平。”相關負責人說。

 

新京報記者 戴軒

編輯 白爽 校對 李立軍